作者：张一文，胡磊

原载：文史春秋,2022(07):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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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涌现了一大批红色作家，他们或出版进步刊物，编辑出版新文学期刊，创作优秀作品；或从事红色文学教育，传播进步文化思潮；或组织社团，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加入了共产党，或与共产党人亦师亦友，在文坛上发光发热。最后大都找对了方向，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作出了正确抉择，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1年，鲁迅发表《阿Q 正传》，赢得广泛声誉并影响了一代共产党人；沈雁冰（茅盾）改版《小说月报》，使这本充满旧文学气息的消闲类刊物，变为引领新文学潮流的严肃文学杂志；瞿秋白在苏俄追求真理，传播真相，参与培养我党干部；其他作家在这红色起点与此后历史的潮流中，都书写了各自精彩的传记与传奇。

“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鲁迅

1921年是一个丰富立体、活跃创新的文学年份。这一年的鲁迅，通过译作传播左翼思想，以《阿Q 正传》等作品，深刻影响广大读者，尤其是一代共产党人。他后来被称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非党布尔什维克”，是实至名归。

1921年，鲁迅刚过不惑之年。在教育部工作的他，继续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业余从事翻译与创作。他渴望变革，为时代呐喊，希望唤醒沉默的国民灵魂。

1921年，鲁迅的译作《工人绥惠略夫》《池边》相继发表。理解这两篇作品的主题，也就能够理解鲁迅翻译的用意与秉笔的立场。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被鲁迅翻译后，连载于1921年7月至12月的《小说月报》。单行本于192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谈到翻译这篇小说的动机，鲁迅说：“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然而昨晚上一看，岂但那时，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之后，我想，还是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毋庸赘言，这是国外一本关于改革者受难的小说。作者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人，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的作品在俄国革命运动高涨期，带有揭发沙皇黑暗统治的倾向。他创作的人物绥惠略夫，正如鲁迅所言，“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这样个人单身鏖战以反抗社会的故事，经鲁迅翻译，所要传播的变革社会的反抗精神，足见一斑，也与他日后创作的《故事新编》之《铸剑》的复仇故事，异曲同工。

1921年9月10 日，鲁迅译完了俄国爱罗先珂的童话《池边》并作《译后附记》，刊于9月24 至26 日《晨报》第七版。同年10月3 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转载。

《池边》讲述一双蝴蝶在黑夜降临时为追回沉没的太阳、让世界恢复光明而牺牲生命的故事。鲁迅在《译后附记》中说：“五月初，日本为治安起见”，驱逐了盲诗人，但其童话“含有美的感情与纯朴的心”“看不出什么危险思想来。他不像宣传家，煽动家，他只是梦幻，纯白，而有大心……这大约便是被逐的原因”，为了使大家不把这诗人“忘却”“由不得要介绍他的心给中国人看”。

说起鲁迅翻译爱罗先珂的童话，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凸显了鲁迅的观念与立场。爱罗先珂童年时因病双目失明，25岁离开俄国本土，先后在暹罗、缅甸、印度、日本等地漂泊；1921年在日本参加“五一”游行，被日本当局驱逐，来到中国。鲁迅由此接触爱罗先珂的童话，并迅速地使之汉语化，进一步扩大爱罗先珂在中国的影响。

这两篇译作都与俄国有关。可以说，1921年的鲁迅冷静观史，审慎品人，如果没有对底层劳工的“理解之同情”，是不可能去翻译俄国作家的《工人绥惠略夫》的；如果没有对俄国十月革命乃至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之理解”，也是断然不会去翻译因为参加“五一”游行而被迫害的俄国作家的童话的。鲁迅把对人物的温情敬意注入译写当中，使译本叙事显得更有人情味。

1921年1月，鲁迅创作了小说《故乡》，5月刊于《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上。小说反映了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影响、个人抱负、价值追求；描绘了近代中国农村破败的景象，写出了中国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层层压榨下的深重灾难。这种关注视野与后来蓬勃成长的共产党人的眼界焦点不谋而合。

这一年，鲁迅还创作发表了中国现代意义上中篇小说的开山之作《阿Q 正传》，作品从1921年10月4 日 起，至1922年2月12日在北京《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新文艺》《文艺》等栏中分九期刊完。

这篇小说不但赢得外国文学家的好评，例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罗曼·罗兰就说过，“阿Q 的可怜的形象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有类似阿Q 的农民”；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鲁迅的著作中，毛泽东最爱读、谈得最多的就是《阿Q 正传》，在回答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的时候，常常利用这个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看法。1937年3月1 日，毛泽东会见了到访延安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谈到《阿Q 正传》时，他认为，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 精神的人，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与悔过”，阿Q 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1939年9月24 日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毛泽东批评蒋介石否认统一战线的事实，仍以阿Q 为例，说蒋是阿Q 主义者，是看不到统一战线存在的自欺欺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阿Q 正传》特别指出：“《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有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

1921年之后的鲁迅，特别是1927年在上海定居后，与中共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合作成立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鲁迅作为“左联”的盟主，领导“左联”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绞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阴谋，成为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革命队伍中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

1937年10月19 日，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1 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演讲说：“他（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1938年3月29 日对陕北公学第十一至二十队演讲中，毛泽东再次指出：“抗日不仅需要大大发展共产党，而且需要非党布尔什维克，例如鲁迅就是非党布尔什维克。”

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1 周年大会上毛泽东的演讲，学员汪大漠记录了下来，他将演讲记录稿带到武汉后，交给曾协助鲁迅编过《海燕》杂志的“左联”重要成员、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胡风将毛泽东的演讲稿刊载于自己主编的《七月》杂志上。1981年9月22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重新发表了毛泽东这篇题为《论鲁迅》的演讲记录稿。

百年之后的鲁迅，依然光彩照人。中共领袖和国家领导人在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中，经常提到鲁迅。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经久不衰的课文是鲁迅作品。例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社戏》《故乡》《孔乙己》《阿Q 正传》《拿来主义》《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等。鲁迅作品成为红色经典，因为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红色先驱作家沈雁冰、瞿秋白

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13 人中，没有职业作家，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全国50 多名党员乃至更多的先进分子当中，还是有红色先驱作家身影的。其中，沈雁冰与瞿秋白堪称红色先驱作家的“双子星座”。

1921年的沈雁冰，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主编并大刀阔斧地改版《小说月报》，推动新文学的发展，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变革勇气与文化自信。沈雁冰在1920年下半年就与陈独秀等一道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是第一批党员。事实上，沈雁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共产党员作家，他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以文学为武器，为党的事业英勇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1年1月4 日，新文化运动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成立，沈雁冰为12 位发起人之一，但他在上海，没有去北京参加成立会。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核心成员，沈雁冰在上海接编并改革《小说月报》，使之“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月刊”、文学研究会和左翼新文学重要发表阵地。

1910年，《小说月报》创刊于上海，是商务印书馆主打刊物之一。1916年，文学青年沈雁冰经人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20年1月，他开始参与《小说月报》编辑工作。到了1921年，在沈雁冰的主编下，《小说月报》的体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设置了“长篇及短篇小说”“西洋小说史略”“诗歌及戏剧”“文学家的研究（西洋）”“创作讨论”“杂论”“通信”“读者文坛”“最后一页”等新颖栏目，使杂志的面貌焕然一新，一些新的办刊识见也得以实现，展现了主编卓越的文化智慧。

沈雁冰领导《小说月报》革新改版后，又探及一些新的题材空间，例如致力于推动左翼革命文学的发展；重点介绍了俄国的著名作家，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果戈里等。1921年《小说月报》增刊《俄国文学研究》，收录了郑振铎的《俄国文学的启源时代》、鲁迅的《阿尔志跋绥夫》、耿济之的《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等20 多篇论文，系统地介绍了俄国文学的历史发展情况，团结了一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总体风貌、文化思潮和精神诉求，传播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

除了对于俄国文学的关注，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还推介西方文学作品、文学思潮以及文学家。除了上文已提及的鲁迅所译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郑振铎所译路卜洵的《灰色马》、耿济之所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等长篇小说，都在《小说月报》上连载。除了刊发文学研究会成员作品，沈雁冰还大力扶持、鼓励新人创作，《小说月报》特辟推介新人作品的栏目“创作”，提奖后辈，给文学新人更多发表作品与改变命运的机会。

沈雁冰从1921年开始主编的《小说月报》，深度融合了他的革命文学观念与启蒙救国理想，使一个满身旧文学气息的消闲类杂志，华丽转身为引领新文学风向的严肃文学刊物，刊物的宗旨、风格与理念，此后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新文学的前进方向。新文学史上许多有影响的作家、评论家、翻译家都在该刊上发表过文章。《小说月报》的改革成功，标志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当然，1921年的沈雁冰最重要的传记与传奇，还应该算这年7月，他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转为正式党员。他在文艺的政治方向上和党是一致的，和党的文学原则也是一致的。这年底开始，他去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兼课，传播革命思想。

1921年的瞿秋白，在苏俄采访创作，追求真理，笔歌墨舞，传播真相，参与培养我党干部，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立功立言，书写了“江南一燕”的跨国传奇。

《瞿秋白游记》收录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多篇文章

瞿秋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作家、宣传家，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一生留下了500 多万字的著作与译述，其中，《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多余的话》是他的文学代表作。这些作品具有深刻广阔的思想价值和人文意义，同样也有可圈可点的艺术品位。

1920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1921年完成了《饿乡纪程》的采写。这本著名的报告文学集，亦名《新俄国游记》，写于1920年10月至1921年10月，1922年出版。本书记的是作者“自中国至俄国”之路程，写的是作者“自非饿乡至饿乡”之心程。

“饿乡”是当时外界包括中国的一些人对俄国的讥称——把“俄”写为“饿”，说俄国只不过是个“饿乡”罢了。瞿秋白把书名定为“饿乡纪程”，显然是反其意而用之。当时，十月革命刚刚胜利，新建立的苏维埃俄国，正处于同国内企图复辟的反动势力以及支持他们的帝国主义势力激烈斗争的紧张形势，加上持续4年之久的世界大战，人们的生活非常艰难困苦。在瞿秋白看来，那只是物质上的饿，而且也必定是暂时的。《饿乡纪程》劈开了国内外反动派所设置的“重障”，真实地报道了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现实，有着巨大的思想价值和文学意义，达到“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的双重目的，是“五四”新文学时期优秀散文读本之一。

紧接着，1921年至1922年初，瞿秋白又采写创作了《赤都心史》，1924年6月出版，被认为是《饿乡纪程》续篇。该书是瞿秋白在莫斯科一年中的杂记，记录了作者在考察莫斯科时的见闻，描绘了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社会生活中的勃勃生机，介绍了不少著名人物的言行，并书写了自己的思想演变过程，吸引了许多读者。

瞿秋白在1921年的传奇，莫过于当年5月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组织（次年转中共）。7月6 日，瞿秋白在克里姆林宫安德烈厅共产国际“三大”的会场上见到列宁，并在会间的走廊里追上列宁要求采访，与列宁有了简短交谈，成为中国最早采访列宁的记者。他在当日写下的新闻报道中，记录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并最早向中国人描述了列宁的形象。1921年11月7 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4 周年，在莫斯科的工人纪念集会上，瞿秋白又一次见到列宁，并聆听演讲。

捕捉历史掩映的足迹线索，真是无独有偶。这年底，和沈雁冰一样，瞿秋白也当起了兼课老师。1921年10月21 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正式开学，中国学生单列一班，班上有学生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彭述之、柯庆施等30 多人。为帮助中国学生解决语言障碍和学习困难，作为当时少有的翻译人才，瞿秋白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瞿秋白讲授俄文、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翻译，不但为党培育了干部，也为他此后终生追求共产主义事业奠定了基础。

作为最早加入共产党组织的党员作家，沈雁冰、瞿秋白在报刊业界，一个做编辑，一个做记者，都从事进步文化事业，共同书写了文坛传奇。

1921年的其他红色作家

1921年的红色作家，还有郭沫若、郁达夫、郑振铎、叶圣陶、冰心、邹韬奋、郭绍虞等人，他们或结社，或创作，或任教，或编辑进步刊物，留下的传记与传奇，同样充满魅力。

在上述提及的其他红色作家中，郭沫若是出类拔萃的一位。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赴日留学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多次在上海和日本协商，并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改盛馆的郁达夫寓所中，利用上海泰东书局的一些条件，成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的重要文学团体——创造社，时间是1921年6月8 日。郭沫若等创造社成员倡导新文学，积极投入政治变革、社会转型、革命发展和文学建构的历史潮流当中。

1921年秋，创造社在上海出版发行了《创造社丛书》，丛书包括郭沫若的诗歌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以及郭沫若所译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为1921年末的文坛留下浓墨重彩，折射出特定年份文学的时代面貌，反映了这一特定年份的时代环境、个人命运、文学发展及其形态演变，让读者与后人能够从中体悟作家的人生境遇和精神思想。

1921年10月15 日，郁达夫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轰动文坛。1938年，应新加坡《星洲日报》邀请，郁达夫前往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1945年9月17日，不幸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1921年春，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郑振铎，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毕业后，到上海工作，不久担任《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编辑，又由沈雁冰介绍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同年5月10 日，他主编的文学研究会机关报《文学旬刊》创刊，为初期新文学运动中有影响的刊物；同时开始主编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还参与创刊了《戏剧》《诗》月刊等。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从1921年1月 到1931年12月，有2 卷署名沈雁冰主编，有9 卷署名郑振铎主编。郑振铎被认为是《小说月报》全面革新的幕后英雄。

1921年6月，郑振铎提出“血和泪的文学”的口号（《血和泪的文学》），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我们的杂记》），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抱负。在文学理论方面，他是文学革命初期“为人生”的文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他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1958年10月，郑振铎因飞机失事以身殉职，毛泽东主席亲笔签署了《革命烈士证书》。

文学研究会另一位发起人郭绍虞，1921年翻译日本汉学家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编为《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中国书局1921年5月出版，1933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再版。1921年，由胡适、顾颉刚推荐，郭绍虞任福建协和大学国文系教授，从此走上了大学讲台，仍与文学研究会保持紧密的联系，并积极为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旬刊》撰稿。1956年，郭绍虞加入中国共产党。

叶圣陶1921年1月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与沈雁冰、郑振铎一起成为文学研究会最坚强的核心。同年3月，叶圣陶到上海和沈雁冰、郑振铎、沈泽民商讨创刊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文学旬刊》、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以及《小说月报》革新等重大议题；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第一期，发表小说《母》。这年冬天，他还发表了童话作品《小白船》，表达的是“爱”和“善”的理想主义，呈现了人性的丰富性，带有浓郁的人文情感。

1921年的邹韬奋，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前往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编辑，从此开始了他的红色编辑与革命写作生涯。他先后创办了《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等一大批进步刊物，创作了《韬奋漫笔》《萍踪寄语》等优秀散文作品，翻译出版了《革命文豪高尔基》《苏联的民主》等国外作品。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等7 人，史称“七君子事件”。此事件遭到宋庆龄、何香凝等社会名流强烈谴责。经过中国共产党等各方力量营救，邹韬奋等人出狱。出狱后，邹韬奋辗转重庆、汉口、香港，继续开展爱国救亡工作，1944年7月24 日不幸病逝。

1921年1月4 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茶社举行成立会时的合影

邹韬奋在临终前，口授遗嘱，郑重提出了入党申请。1944年9月28 日，中共中央追认邹韬奋为正式党员。同年11月在延安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毛泽东亲笔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1921年活跃的中国红色作家，包括但不限于上文所列举，他们无不具有卓尔不凡的人生经历、思想发展、文学贡献和历史影响。从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出发，作为红色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建党初期红色作家的传记与传奇，堪称一串闪光的历史符号，一代进步人士的集体记忆，也是中共党史的一段绕梁之音。在彼时和此后的创作实践中，他们当中大多数与左翼文艺乃至我党历史同频共振，同声相应，共同推动了中国革命文学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